“1957年12月29日二十三点一刻，中南海丰泽园。”毛主席握着老战友的手，轻声笑问：“你怎么不来看我呢？”一句半嗔半怜的问候，让杨至成鼻子一酸，几十年烽火与风霜瞬间涌上心头。

电话是前一日下午打来的。彭德怀那股子透着火药味的湘音在话筒里炸开：“老杨，主席今晚想见你，带夫人一起过来，十点整到中南海。”放下电话，他和妻子唐慧文对视许久，谁也没说话，心里却像烧了锅。孩子们闹着要跟去，他摇摇头：“见老首长，不添乱。”九点半，一辆老吉普悄悄驶向紫禁城深处。

踏进小会客室，毛主席已起身相迎。棉布灰袍，草鞋似的布拖鞋，头发微乱，却精神奕奕。见杨至成夫妇没带孩子，他摆手笑道：“不带娃？我可是想听听他们的淘气事。”一句话拉近了距离，也勾起了更多往事。

时间倒转到1928年4月下旬。也是在山林深处，朱德率部抵井冈，与毛主席会师。二十五岁的杨至成第一次见到那位早闻其名的“毛委员”，心里像敲鼓。两周后龙源口激战，他肩头中弹，带伤留守井冈，成了“留守处主任”。山上的八百伤员缺药缺粮，他听着呻吟声直掉泪，最终咬牙下山求援。

那是他与毛主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谈话。杨至成站得笔挺，开门见山：“主席，缺钱，缺药。”毛主席搓了搓额头，答得干脆：“要多少？”“二百大洋。”“记下。”一张便条送到三十一团，结果只筹到一百六十。可就是这笔钱，加上几瓶酒精碘片，从吉安背回大山，救活了不少兄弟。多年以后，杨至成提起此事，总说一句：“那天的银元，比金条沉。”

1929年春，红四军进驻长汀。杨至成被调去当副官处长，白天跑马号，夜里守仓库，还要帮毛主席找报纸。一次没找到，他跑了三条街，才弄到几份旧刊。毛主席接过纸张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宣传也是打仗。”同年夏，四千套灰布军装配上红领章红帽徽，全军精神为之一振。官兵私下里给杨至成起了外号——“大管家”。

1933年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成立，他成了供给部长兼政委，绷紧的日子更紧。毛主席经常摸进简陋的工厂，和他蹲在弹壳堆上研究火药配比。两人讨论到深夜，桌上只有一盏昏黄煤油灯。有意思的是，后来军工厂那些土造迫击炮里，真有他俩拍板的改进方案。

1934年8月，江西云石山上闷得像蒸笼。杨至成蹚水穿稻田爬上山，看见毛主席正与一位和尚聊天。和尚名叫骆能和。毛主席笑着介绍：“我劝他还俗娶妻，他说再想想。”随后转头问杨至成：“我瘦了没？”一句调侃，把战局的紧张冲淡不少。离别时，毛主席紧握他的手：“有空常来。”可转眼，长征的号角吹响，想见一面，再难。

1938年，杨至成积劳成疾，高烧咳血。党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不佳的干部赴苏联养病学习，他榜上有名。临行前，毛主席递上封信，叮嘱：“顺道替我看看贺子珍和孩子们。”火车汽笛拉长，杨至成心里却重得跟压了块石头。

在莫斯科，他把信交到贺子珍手里，也成了毛岸英、毛岸青口中的“老太爷”。冬夜缺柴，两兄弟抖着冷嗦，他把军大衣一掀：“来，钻里头。”三人就这样挤在一起睡过无数个夜。1941年6月，德军压境，他们被迫滞留整整八年。分别时，毛岸英在照片背后写下：“莫斯科同居，永不相忘。”

1946年初，杨至成回国。东北联军后勤一片狼藉，他一头扎进去，白山黑水修仓库、组被服、采山野菜补给养伤员。1948年冬，中央在西柏坡开后勤会议，他背着厚皮大衣赴会，还带上那两张旧照片。毛主席拿着儿子的合影，默默端详许久，才说：“谢谢。”

三个月后，北平和平解放。检阅部队时，毛主席披的正是那件皮大衣。照片在风里猎猎作响，懂行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毛主席对老友最直接的肯定。

回到1957年的夜晚，饭桌上只摆了四菜一汤。毛主席夹了块酱肉，放到杨至成碗里：“你当年管我吃穿，今晚我请你。”杨至成笑着摇头：“还是老味道，盐淡了点。”屋里的人都乐了。谈到部队生产自养，他照例说个没完，毛主席摆摆手：“你呀，三句话不离后勤，不过对，红军那些规矩一个也不能丢。”

钟敲十一下，杨至成起身告辞。毛主席执意把他夫妇送到院门口，夜风卷着树梢呜呜作响，灯影把两人身影拉得老长。汽车发动前，毛主席再次嘱咐：“常来。”杨至成点点头，车窗外，那位老人还举着手，身后是漆黑的夜和未曾熄灭的灯。

半个世纪的硝烟散去，友情却未曾褪色。两位老兵，一个在前线驰骋，一个在后方操粮运弹，命运几次分合，都绕不开那句温热的叮嘱——“你怎么不来看我呢？”